最近，宏观经济学研究焦点转向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经济潜在增长的学者开始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研究通货膨胀的学者开始研究劳动力成本问题。事实上，经济潜在增长的确与劳动力供给有关，但是认为通货膨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结果的观点则不能成立。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和就业增长周期波动的图表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是导致就业增长周期波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如果用结果来解释原因，在逻辑上便是错误的。

　　对于任何一个时间序列都可以划分为趋势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从趋势性成分来分析，开放是就业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力量，它能够解释过去10多年间中国就业的趋势性变化。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会使得贸易部门包括出口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直接导致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部门工资的增加，由此吸引农村劳动力逐步进入该部门，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传统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部门。这是解释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城的趋势性因素。

　　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之后，制造业产品供给大幅度增加，由于劳动力的转移，相比较而言，农产品价格提高较为迅速。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农产品价格呈现一个上升趋势。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业部门就业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农业部门更有利的相对价格会加剧资本深化的过程，拖拉机的使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资本深化会减少对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另一方面，农业部门更有利的相对价格会提高农产品的边际价格，由此导致农村劳动者工资的提高，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从周期性的成分来分析，就业周期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那么通货膨胀是由劳动力成本提升导致的论点便是错误的。因为这一论点将因果关系颠倒了。劳动供给并不是解释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决定通货膨胀的更多的是经济周期和需求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通货膨胀，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利率是跨时间的价格，汇率是跨产品的价格，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开放宏观经济的价格，它们和就业总量和结构问题有密切联系。中国就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劳动力就业的结构问题。在中国农民工找工作较为容易，大学生找工作较为困难。这主要是由中国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大学生找工作，进入制造业部门的比例相对比较少，而进入服务业部门的比例相对比较多。但是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又相对滞后，在世界各国的横向比较中，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是较低的。这个问题和汇率问题有紧密地联系。中国的汇率被低估，保护的便是从事出口和进口替代的制造业部门，大量资源便会进入制造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对非制造业部门尤其是服务业部门就会形成歧视，中国当期的发展是牺牲服务业的发展来支持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由于服务业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那么对服务业就业的扩张就会形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如果汇率保持一个僵化的水平，过分强调对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保护，那么就意味着歧视了服务业部门的发展，相应服务业就业机会也就减少，由此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就业较为容易的这一就业结构特点。

　　第二，劳动力就业的总量问题，与中国利率问题有很强联系。由于银行贷款对象主要是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非市场化低利率保护的主要是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如果利率市场化，导致利率提高，那么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就会变得更加沉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贷款给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并不能够带来更多就业，因为它们从事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而且它们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也较低。相反，如果是市场化利率，利率得以提高，真正反映了资金价格水平，那么生产效率较低企业便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而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将会获得银行贷款。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高。这意味着，如果利率得以市场化，将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和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而中小企业是促进劳动力就业增长主要力量。利率市场化也就因此促进了劳动力就业的增长。